杀虎口的历史变迁

    杀虎口位于山西省西北端、右玉县城西北三十五公里处，与内蒙古和林格尔、凉城两县接壤，北距凉城县城三十公里。它东靠塘子山，西傍大堡山，北依雷公山，北部外长城沿山岭由东北延伸向西南，若半月形围之于其中。杀虎口占地约四平方公里，分为杀虎关、杀虎堡和栅子外三部分。苍头河由南向北纵贯其中，形成一条长三千米、宽三百米的狭长走廊，在苍头河东西两侧，山岭相对，坡陡壁立，构成天然关隘，地势十分险要。
一、军事要塞杀虎口
　　杀虎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王朝都曾在此屯扎重兵，驻将设衙，严密扼守。我国北方的多次战役，不论是中原王朝北征，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侵，往往都以它为突破口。“杀虎口直雁门之北，众嶂重叠，崎路险恶，数水交汇，绾毂南北，自古传为要塞，周伐猃狁，秦汉伐匈奴，唐伐突厥，宋伐契丹，明伐蒙古，……历朝征伐常出杀虎口。” 春秋战国至秦、汉、隋时，这里称“参合陉、参合口”，唐曰“白狼关”，宋曰“牙狼关”。
　　明朝建立后，为防御蒙古南侵，固守边防，修筑了万里长城并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大同镇就是九镇（边）之一。它“东北与诸胡联袂，西接套虏，在九边中称绝塞焉。国家于诸边率建墩列戍，界限夷虏，独于该镇设为大边、二边，联络不已，得无意哉。……大边之外即为丰州，地多饶沃，先年虏虽驻牧，每遇草尽则营帐远移，乃今筑城架屋，东西相望，咸称板升，其所群聚者无非驱掠之民与夫亡命之辈也。” 大同镇是九边的重中之重。
　　明代中后期，蒙古右翼鄂尔多斯及土默特部强盛，常常南侵明边。“己亥辛丑，吉囊及俺答连岁入山西，抵太原，围之十六日而解，剽杀吏民，殴男妇畜产以百万计”。嘉靖六年（1527年），俺答拥骑兵十余万入侵杀虎口。八年（1529年）入侵大同、应、朔等处。十九年（1540年）七月再次入侵杀虎口，杀伤甚多，蒙古兵携带铁浮图、马具、铠刀、矢锤等武器，势如破竹，曾深入到太原、平遥、介休、潞安等地，侵占十卫三十八州县。“庚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夏六月，虏数万骑入大同境，溃墙入” 这样的记述在明代史书中有许多，大同镇成为明与蒙古土默特部军事对峙、战争的前线。明人认为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所以长期与明作战，是因为“求贡市而已，累请不许，愤焉蹂边者，三十余年。” 而在这三十多年的军事战争中，蒙古军多从杀虎口进入山西，“长城以外，蒙古诸蕃，部落数百，种分为四十九旗……，而杀虎口乃县直北之要冲也，其地在云中之西，据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塞” 。
　　就在明朝防御土默特部入侵的过程中，杀虎口的军事地位受到了重视。“自东胜、丰州不守，云川、玉林内迁，重边尽为虏窟” ，杀虎口位于长城大边、二边相会处，距离俺答汗营地最近，属于大同镇极冲地方。翁万达任宣大总督时，“有计略，诘边搜卒，次第修诸墙堡，戒备大饰” ，杀胡堡就在此时修筑的。杀胡堡 “设自嘉靖二十三年（1544），万历二年（1575年）砖包，周二里，高三丈五尺，设守备官一员，分边沿长二十里有奇，边墩二十八座，火路墩六座。……，见在旗军（步兵）七百七十八名，马骡（骑兵）一百五十二匹头，堡相距虏巢最近，兔毛河直通塞外，川流平衍，虏易长驱，昔年大举，往往从此入犯。古道沟、新水口等处俱极冲要。” 明在此设堡防守，因此杀胡堡成为蒙明双方军事对垒的重要桥头堡。
　　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朝又于旧堡之南、近关处另筑新堡一座。新旧两堡之间东西筑墙，设门为中关，实为二堡一关，形成唇齿相依、犄角互援、能攻易守之势。“杀虎口本开市要地，每日来往行人蜂聚城堡，为确保城堡安全，名曰‘平集堡’。周二里，高下与旧堡等，中建商店，内外交易。又于两堡中门东西筑墙，将新旧两堡连环为一，前后左右开门，东西南北四道，周围五百四十丈。” 北面通往关外，有栅子门紧连长城的城头堡，常设官兵驻守，栅子门白天开放，夜间宵禁，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明为严守此关，设守备一员，并在旧堡设把总一员，新堡设团总一员，新旧两堡共有步兵1040人，骑兵152名。
清初，随着国家一统，漠南蒙古相继成为清朝藩属，原作为隔绝蒙古、防御蒙古南侵的明长城的地位下降，杀虎口作为长城上的军事要塞地位也在下降。清入关后，将明时所设的以上官军裁减，改设操守一员，守兵仅有l00名。
　　康熙、雍正年间，在历时50多年的清准（准噶尔）战争中，杀虎口的军事战略地位再次突显，并得到清廷重视，成为清军的大本营。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蒙古准噶尔部嘎尔丹发动叛乱，七月，康熙帝“命福全为抚远大将军，请发大同绿旗兵往杀虎口听调，上令发大同镇鎮标马兵六百、步兵一千四百从征，兼命理藩院自阿喇尼设站处，量发附近蒙古兵尾大軍置驿。上先后遣內大臣阿密达、尚书阿喇尼、都统阿南达等出塞，命各率所部与福全师会。上出塞，……命康亲王傑书率师会福全，进驻博洛和屯，又命简亲王雅布参赞福全军事。” 康熙三十年（1691年），兵部会议及山西巡抚叶疏称：“大同隍为邻边重地，而重地之中，唯杀虎口为重要。”于是清朝不断充实杀虎口的军力部署，先是“改宁武协置” 杀虎口协，调宁武副将一员移驻杀虎口，设中军守备一员，改千总二员，把总二员，同时抽调偏关营千总一员，宁武营把总二员，改充杀虎口，协助原设千总、把总，兵力增加到5000名，分马兵二营（左营、右营） ，步兵八营。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将步兵800名改为马兵。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杀虎口再次增设满汉官兵，设章京二员，笔帖式二员，披甲40名，协助原绿营兵巡防镇守，使其更好地起到军事大本营的作用。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自率兵平叛。为保证西征路线畅通，清政府在长城沿线设三十营为京师之屏障，而杀虎口协镇是三十营的重中之重，派右玉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把守。在这次西征中，费扬古和大同总兵康调元、杀虎口协镇王元会统率西路军满汉官兵出杀虎口，在昭莫多重创噶尔丹军，取得了军事胜利。为确保西路军军粮车队的安全运行，康熙认为“西路挽输较中路尤为紧要”，他命令“原任兵部督辅右侍郎王国昌、大理寺卿余成龙往助，增造运车四百辆，亦著动支正项钱粮。”并从杀虎口起，每百里设一台站，每台站设兵“会台守卡”，台站之间经常联络。运粮车队分为若干运，每运分为若干营。
　　西征归来，为歇息兵马，康熙于“（1696年）十二月初七由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入口（杀虎口）驻九龙湾（令杀虎口西九龙桥西湾）” ，从此杀虎口沾上了帝王之气。次年，噶尔丹服毒自杀，叛乱平息，清廷在杀虎口的防兵也随之缩减。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五月，马兵减为500名，步兵减为350名，守兵减为150名，合计1000名。为操练兵将，还在杀虎堡西南设教场一处，周约二里。教场内设演武厅三间，卷棚三间，将台一座。此后清朝又曾两次增兵，使这里的驻防兵员达1600名，改中军守备为中军都司，并增设右营守备一员，千总两员，把总四员，目的仍是保证杀虎口这个“大本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
　　雍正年间，清军围剿噶尔丹策凌，杀虎口的军事地位再度提升。雍正六年（1728年），到任不久的山西巡抚石麟于正月初四日起程，初九日亲到杀虎口，查看是否应在那里设立关门 ，这样的行程也表明杀虎口的军事地位太重要了。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命直隶疆臣修治边墙，募兵增防蒙边，他说“沿边一带地方，最为紧要，向来额设之兵太少，古北口、宣化、大同三处、应召募兵丁，添入防汛，以实营伍。……其独石口以西，至杀虎口一带，中间紧要隘口，必须查勘明白，以定添兵多寡之数，至于边墙年久倒塌，而地当紧要者，亦应酌量修筑，以肃边境。” 在杀虎口增设军将和兵卒，对倾圮的边墙，用木栅鹿角堵塞，以增强清军的军事实力；同时杀虎口还担当着传递情报、运送军粮军晌等给养的重任。杀虎口又一次成为了清军的军事大本营。
　　杀虎口成为几十万西征清军的大本营，是由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决定的。它位于晋蒙交界部，东有塘子山，西有大堡山，处于塞内、外交通的咽喉要道；清初的今包头和呼和浩特还是荒漠或古堡，经济、交通尚不发达，而杀虎口已是有一定规模的茶马贸易集市；苍头河由南向北从中穿过，最窄处仅数十米，最宽处也不过300米，山谷高差达300多米，河谷两厢基岩裸露，山崖陡峭。根据古人依山傍水安营扎寨的军事原则，杀虎口可说是最理想的大本营。
　　随着清准战事的结束，杀虎口的军事地位又在逐步下降。而绥远城的修建，使杀虎口的军事地位进一步下降。乾隆二年（1737年），裁山西右卫将军一人，副都统一人，几乎与此同时，清在今呼和浩特建了一座新城，名为绥远城，移右卫建威将军驻焉。此后清朝不断裁撤包括杀虎口在内的右卫军事设置，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裁佐领、防御、骁骑校各七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裁右卫副都统一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十年（1765年）、三十三年（1768年）又先后裁撤右卫协领、佐领、步军校等数名。乾隆三十一年（1762年），“以绥远城将军兼管右卫、归化城二处事务” 。至此杀虎口的军事控制权完全让位于绥远城。但因杀虎口地理位置的重要，以及贸易和交通事业的发展，清代在那里仍驻扎有一些军队，并有一些军事设置，如设有中军都司、协镇、副将、守备、千总等衙门，这些设置更多地是为保护商业的正常运转。
　　进入民国后，杀虎口也曾因地理优势，再度成为军事要地。1926年，蒋介石和阎锡山两军发生混战，曾在杀虎口一带驻军对峙。抗战期间，日寇与顽伪侵占了杀虎口，设兵把守，成为八路军南北通行的障碍，但终被八路军夺取，使之成为晋绥边区和大青山游击区的重要通道。
二、贸易要地杀虎口
　　明清时代，杀虎口不仅是一个军马行驰、传檄运粮、往来征战的军事战略要地，而且也是一处马市互易、民族往来、商业繁荣的之地。
隆庆五年（1571年），明与蒙古俺答汗部化干戈为玉帛，达成和议，俺答封贡，明廷开始在部分长城边堡附近与俺答部茶马互市。在此过程中，杀胡堡开始由一个军事要塞向兼具军事和贸易的双重地位转变。在蒙明互市过程中，明朝开市“凡十一处，在大同者三，曰得胜口，曰新平，曰守口” ，并没有杀胡堡。“买卖原有市口，是两家交界，甚便” 。但因杀胡“堡相距虏巢最近，兔毛河直通塞外，川流平衍，……。边外归化城、昭君墓等处，酋首羊羔儿、虎儿害恰、哑不害恰等部落各驻牧。款后虏警虽息，乃地当孔道，虏使往来境上必假道于此。” 六年后的万历五年（1578年），当俺答西向迎佛，临行时申明约法称“该进贡开市日期，……，有讲大事者可由兔毛河出入，若有卖马讨赏者由大同得胜出入，有开马市一事从得胜至水泉，每月止许一处。” 在俺答提到的十处互市点中，已有杀胡，首次开市安排在万历六年二月。“完日仍从得胜，周而复始，再不许混开”，说明杀胡堡已成为蒙明双方互市的一处市场。
　　此后，杀胡堡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开设有马市，允许蒙古人用马匹等畜产品与汉人换取他们所需的生活日用品，很快形成为蒙明贸易的重要市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六月初九日，双方约定：“夷使由杀胡市口入者，即从杀胡出边，由得胜市口入者，即从得胜出边。如有枉道，不准应付，仍从罚处。” “卜石兔部夷约五万有余，在大同德胜、杀胡堡、新平互市。” 此时既称杀胡堡，也称杀胡口，正说明此地此时已兼具军事和贸易双重地位。明代史料还说杀胡口“市场应酬繁剧”，贸易量比张家口更发达。当卜石兔受封为顺义王前（万历四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封），“忠义（指三娘子）恐中国直欲断市，部落或生他变，遂于十二月十三日亲身先至杀胡口外住牧，以安众心。” 也说明杀胡口已成为互市的重要场所，三娘子害怕有变，不顾老迈之躯，而亲赴杀胡口，力促互市。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杀虎口“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 ，其经济贸易地位进一步加强。
　　后金打败察哈尔林丹汗后，土默特等部投归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命大臣爱松古“与察汉喇嘛等赴明边杀虎口互市。” 说明此时的杀虎口经济贸易地位仍在延续，并已成为后金与蒙古土默特等部贸易的重要关口。
入清后，杀虎口的军事地位进一步下降，而商贸活动却不断升温。“自我（清）朝定鼎中外，一统口外，归化城即为贸易之所，商民往来，交易日盛。顺治八年，遂设监督一员于此（杀虎口），经收税课。” 顺治七年（1650年）始在杀虎口设立户部抽分署（税务监督署），即税关。
从设立之初，一直到清末，杀虎口税关都由清政府派满、蒙官员主持关事。从康熙元年（1662年）的“张家、杀虎二口，专差满、蒙官”，到康熙五年（1666年）裁撤各地税卡时“惟两翼、张家口、杀虎口如故”，再到雍正元年（1723年）“定各关税务俱交地方官管理，……古北、潘桃、杀虎三口，仍差部员。” 都说明“当满清主夏时，主关事者，非满人不得与其职”，“自前清顺治以迄宣统，凡二百余年，管税监督大都以旗员为之” ，也是清政府重视杀虎口税关的明证。
　　“杀虎关所征者为西北边口出入之税”。杀虎口税关征税线非常长，它征收东自山西天镇新平口，西至陕西神木口一带的进出口关税。杀虎关以边墙和黄河为界，在延长200公里多的长城内外线上，在大同得胜口、河曲、保德、包头、归化城、托克托、兴和、阳高、天镇等处设立了十个税收分局、支卡，专门负责征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大青山木税归并杀虎口兼辖。雍正五年（1727年），河宝营木税，由杀虎口监督征收。乾隆四年（1739年），定归化城木税额，归杀虎口征收。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开山西得胜口归杀虎口监督稽征 。清政府为严格控制民人出塞，规定山西民人及商人出口者必须取得票证，才能出边。最初清政府只在杀虎口开领。“雍正十三年（1735），定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给商印票，兼满、汉、蒙三体文字”。并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
　　杀虎口税关直属户部管理，这里的税收也保证了西征清军的军费需求。但随着清政府对准噶尔军事行动的结束，特别是绥远城的建设和功能的完备，在其军事地位让位于绥远城不久，杀虎口的贸易地位也在逐渐让位于绥远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归化城（呼和浩特）总税局（分关），并绥远、归化、和林格尔、托克托、萨拉齐、西包头、昆都仑、八十家子等口，差蒙古笔帖式二员，分督征收牲畜税 ，这样一切货物税都属归化关。并在丰镇左设卡征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定杀虎口、归化城交山西巡抚 。乾隆朝中期，清朝颁给商人“龙票”的机关也转移到了绥远城将军处领取 ，这一转移直接影响了杀虎关的关税收入。杀虎关初设时，年征关税正额1.3万两，到乾隆中叶时，已增至32300两，正额外还有溢额，盈余12100余两，合计44400余两。此后杀虎口关税额虽没有减多少，嘉庆二年（1797年），杀虎口税额为15414两，“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竹木税向无赢余，无庸更议” 。嘉庆初，“阿拉善王献吉兰泰池，由官招商办运，将口外各厅，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属，向食土盐州县，划为吉岸引地。至十七年废除。凡入口者，由杀虎口征税，每斤一分五厘。”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16919两，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16847两，“自前清嘉道以前，虎关每岁收入不过一万余两而已；咸同以后，乃稍稍增收至三、四万两，或五、六万两，然无有过八万者。” 而同时归化城的税收却是在逐年增加，如乾隆年间归化城设关时，额定为白银16600两，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实征银23656两，次年（1842年）征银24036两，二十九年（1849年）征银22749两，光绪十三年（1887年），征银65279两。这些都说明，杀虎口的经济地位在乾隆朝以后已让位于归化城。
　　杀虎口还是清代晋商发家的一个重要地方。康熙年间，费扬古部驻防杀虎口时，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等，就在费扬古军中当厨夫或服杂役，同时也为军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因他们经常出入于边关集市，同蒙古人进行交易，逐渐学会了简单的蒙语，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节和生活习惯。当费扬古军西征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时，王相卿、张杰、史大学等以小商贩的身份，肩挑货物随军前往，作贸易生意，不久便以他们三人为主体，与杀虎口当地人合伙开了“吉盛堂”杂货店，后发展成“大盛魁”这个著名的旅蒙商号。杀虎口商人秦钺早先也只是康熙西征时的一个杂役，后来成为大盛魁经理，捐了个四品顶戴，乾隆皇帝还专门为其颁发可在蒙古任何地方经商的“龙票”（特许通商证）。这些人先是专为西征清军服务，随军贩卖军需物资，后来发展到与驻军及当地百姓贸易，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富绅。灵石县静升村的王谦受、王谦和兄弟就是在杀虎口起家的这些人的代表。他们的生意不仅在杀虎口做，而且还随军去了“口外”。康熙用兵准噶尔时，其西路军身后的军粮运输，就是由一些精明的晋商来保障的。他们以杀虎口为跳板，在做好清军后勤供给的同时，也繁荣了驻地、发展了自己，逐渐壮大起来。
　　有清一代，杀虎口像长城上的一颗明珠，灿烂辉煌。杀虎口既是西征清军理所当然的后勤供给大本营，又是长城上的重要税卡，形成为北方最大的贸易集散地。“杀虎口关为通蒙古之孔道，管龠北门，责任綦重，而百货骈阗，商旅麋集。” 极盛时期，年解税银13万两之多，有“日进斗金斗银”之称。当时杀虎口堡城内的山西商人大多摆摊设点，有商店、旅店、邮政，有采购、加工、贩运的店铺作坊等上千家，可谓店铺林立，集市繁荣，蒙汉商贾云集，频繁往来于此。各种衙署、庙宇、学堂、牌楼遍布堡内外，宫观寺庙共有50多座，其繁华远近闻名，极盛时住户达3600户，近5万人。“自设立木栅栏关口以来，业经多年，商旅云集与此，外藩蒙古往来进贡，络绎不绝。” 木栅栏关是杀虎口税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晨启昏闭，专人守护，收取关税。
　　明清以来，杀虎口作为贸易要地起到了它的作用，不仅沟通了蒙汉两族经济往来，而且为清朝征收了可观的关税，还培养了许多贸易人才，成为部分晋商的起家之地。杀虎口繁华之时，商贾云集，灯红酒绿。虽说从乾隆中期以后，杀虎口的贸易地位在逐步让位于归化城，但在这个边关小镇上，清政府仍设有户部抽分署、中军都司、协镇、驿传道、巡检司、副将、守备、千总署等八大衙门，且这些衙门的官吏，不是皇亲国戚，就是朝廷命官，即使是在这里经商的人，也都捐戴了红顶帽，可见其重要和荣耀。直到民国初年，京包铁路修通，杀虎关税务监督公署移至丰镇，作为贸易要地的杀虎口才渐渐衰落下来。
三、交通要冲杀虎口
　　杀虎口历来是一个交通要冲。“其地内拱神京，外控大漠，实三晋之要冲，北门之扁钥也。” 且不说历来征战多从此口出入，就是蒙古族和明朝地方经济往来，也多在此地交易。而到了清朝，这里更是成为清朝管辖蒙古而所设驿站中最西一路驿站——杀虎口驿站的起点，还是早期广大山西北部汉回民“走西口”者的必经之地。
早在明朝时期，特别是在俺答封贡、茶马互市之后，蒙古与明朝双方由军事对垒转向了经济互易，杀虎口逐渐地在成为经济要口的同时，也成为了蒙古族进入内地的主要地点，“是时款贡渐深，人情渐玩，夷人得以肆行边口，求乞无节” ，为此明朝官员不得不规定：“你的头目在外口好巡防，我的官爷在里口好巡防” ，而杀虎口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边口，双方都到这里来贸易，也从这里进入对方的领地，杀虎口扮演着一个蒙汉交通的路口角色。
　　入清后，蒙古漠南诸部成为清朝藩属，杀虎口处于汉人进入蒙古地区的边口。清朝为维护长期以来形成的“满蒙联姻”的统治基础，保护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经济，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和封禁政策，以求“众建以分其势”，分化和弱化蒙古族势力；同时又严格限制内地、特别是沿边地区的汉人进入蒙地。但是由于内地汉族人口的增长和贫穷及对土地的追求，他们不顾大清严律，冒险越过长城，进入蒙古地区谋生，形成了历时三百多年的移民潮，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我国近代移民历史上独一无二。这其中从山陕北部进入蒙古地区的，被称之为“走西口”，而这个西口，早期就是指杀虎口。
　　杀虎口之所以会成为山陕民人出边的主要交通关口，是与其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分不开的。，它位于山西与内蒙古的交界处，从明代万历年间起，这里就已是蒙汉两族贸易往来的要地，“杀虎口外系蒙古地方，前朝建筑边墙，设有马市楼一座，下设暗门四层，门洞低狭，只可单身行旅徒步出入” 。进入清代后，清政府又在这里设立税关，征收东自山西天镇、西至陕西神木的进出口关税，税关所辖范围涉及整个山西省与蒙古地区沿边地带，要进入蒙古地区经商贸易，就必须从杀虎口经过，在此意义上说，西口可理解为山西省的关口。
杀虎口成为山西汉人外出务工、经商即走西口的必经之地，成为中原通往内外蒙古、甚至新疆、俄国的主要关口。山西人走西口，多是在本地无法谋生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他们从杀虎口出关后，到达土默川、河套或察哈尔右翼地区，进而向更远的蒙古地区迁徙谋生，或佣耕力作，或贸易经商。而从杀虎口进入内地，也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路。从蒙疆地区贩运羊马的商贩，到杀虎口后，分三路销往中原内地。一路经平鲁、五寨、洪洞、赵城到达河南；一路从左云、朔县、宁武、静乐到太原、祁县，最后到达晋东南；一路由左云、浑源、五台到达冀西北定州一带，或者从大同、阳高直达北京、天津、塘沽一带。
　　杀虎口还是清政府所设“口外五路驿站”之一。康熙三十年（1691年）四月，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会盟内外蒙古王公，奠定了大清的一统天下。出于对准噶尔军事战争和加强对内外蒙古联系的需要，清朝决定在蒙古地区设立驿道，分为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五路。其中喜峰口、杀虎口两路驿道是在1692年设置的，其余则在1693年设置完毕。这五路驿道被称为“口外五路驿站”，它是以北京为中心，通往蒙古地区各盟旗的，属于口内的，是由汉人维持的“汉站”；进入口外，是由蒙古人维持的“蒙古站”。杀虎口就是其中最西的驿道，只达“归化城土默特、乌喇特、鄂尔多斯三部，旗十二” 。“自杀虎口至乌喇特为一路，计九百余里，设九驿。自归化城至鄂尔多斯计八百里，设八驿，仍为杀虎口一路，各驿站均设水泉佳胜处。” 杀虎口驿站设管站司员、笔贴式各一人，每三年更代一次。“共额设官马280匹，兵丁528名，马夫20名。” 在这层意义上，西口可以理解为清“口外五路驿站”最西者。杀虎口作为中原与蒙古地区驿站的起点、必经之路，十分重要，人称“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
　　但不管是山西省的关口，还是“口外五路驿站”最西者，都是指杀虎口，杀虎口成为晋陕蒙间的交通要冲。为此，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间，“因设右卫将军，建造营房，出口砍大青山木植，以暗门狭小，难以拉运，车辆遂于倒缺之处，辟立木栅栏，以通往来，因而货物、驼马、牛羊亦从此出入，商旅称便，监督亦随于此立一收税所，征收税银，而河口亦设木栅以为遮拦，拨有满洲同绿旗官兵，于暗门、木栅栏关口及河口东西两岸，查看出口禁物” 。雍正六年（1728年），山西巡抚石麟于正月初即亲去杀虎口，查看是否应在那里设立关门，都可见杀虎口交通地位的重要，杀虎口扮演着通衢要道的角色。
　　但从乾隆年间开始，随着绥远城的建成使杀虎口的交通要冲地位也在下降。乾隆五年（1740年），清政府将“杀虎口驿站事务，交绥远城建威将军兼管稽察。” 绥远城取代杀虎口成为西口，成为山陕民众、商人出口并继续深入的必经之路。并且长城的塌毁，使出边民人也能从其他塌陷处进入蒙古地区，这些都在降低杀虎口交通要冲的地位。但当京包铁路未开通时，杀虎口仍是山西与今内蒙古西部地区交通的一个重要通道口。
　　由于杀虎口曾是我国历史上的军事要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又是蒙汉两族的贸易要地，经济文化发达昌盛；还是中原与漠南的交通要冲，走西口者的必经之路，因此这里在清代十分重要。至今，残留在这里的一些官衙、店铺、寺庙等建筑遗迹，似乎都在述说着它曾经有过的繁华。岁月的流逝和历史的变迁，使杀虎口逐渐失去了它曾经的荣耀，但我们要记住这些，认识到杀虎口在历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把其中有益的部分开发出来，以教育和启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