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校场山

　　永昌县城北郊，平地兀立一座山峦，四面十分陡峭，山上云雾缭绕，松柏掩映，丛林叠翠，人称校场山。其山在古代曾作练兵场所，在此你感受到为将者发出各种号令，打出各种旗号，山下队伍演绎出各种阵形。登临山顶，河西古道尽收眼底，朦胧中，丝绸之路上黄尘里似有古今无数英雄豪杰绝尘而去，难免发思古之幽情。然而，它给人的感受并非仅此而已，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从东边来了一支头戴红星的队伍占领县城，成立苏维埃，为群众宣传亘古未有之真谛，晓以翻身解放之道理，访贫济困，惩处恶霸，点燃无数人心中的理想，光辉业绩镌刻为一座丰碑，立于山脚。于是，校场山为世人仰视，引领着多少人匆匆的脚步……

　　据老人们回忆，1936年的冬天特别寒冷，麻雀也会不知不觉中从天上一头栽下来。那支衣衫褴褛的红色队伍，经过长途跋涉，驻扎在山下的县城及周围各村落。他们经过了一次比一次惨烈的战斗，许多战友已经长眠地下，许多战士身负重伤，已疲惫不堪。他们在严寒之中只穿着单衣和草鞋，虽带有硬通货，但买不到粮食和衣物。当地的官绅老爷们埋藏了粮食，收拾起细软已逃遁，部队急需防寒衣物和粮秣补充，但现实是给养无着，弹药无济，药品奇缺。上万人的武装云集在一个小县城及其周围村镇，生存之艰难可想而知。全军将士都经受了民国二十五年的严寒冬季，征战中许多部队在野外露营，每天晚上都有人和马被冻死。

　　县城南街里的一座天主教堂作了西路红军总指挥部，只有一家农家院大小，东、西、南三面有一排有廊檐的旧式房屋，东侧一排屋子是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住所，透过窗户只看到一些简陋的桌凳，屋子里仿佛仍回荡着晋北和鄂东两种口音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激烈争辩。

　　当年，西路军将士忍受着饥寒在县城及其外围各堡寨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激战，在战斗中不断取得胜利，但终因寡不敌众，撤离县城，向西转移。红9军75团曾以校场山为依托，打击来犯之敌，最后团长陈立义及九十多名战士壮烈牺牲在这座山上。

　　西路军逆风西行，长发、马鬃、旗帜飘成了风的姿态，执着如一道闪电，溶入大漠昏黄，铸造新的生命。对德国大胡子学说的推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必胜的信念，因此克服了无数艰险，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故事：女将领张琴秋在行军途中将刚生的婴儿抛弃在雪地里，百步之外仍能听到啼哭；仅剩几百人的队伍被迫转入祁连山，吃着草根树皮，夜间蹲在一起背靠背睡觉；李聚奎拖着冻伤的脚千里独行去寻找部队……。当你乘上飞机在蓝天翱翔，乘上火车在原野上驰骋的时候，可曾想过，先辈们曾将手扶在一副颠簸的马鞍子上视作最大幸福。

　　上世纪八十年代，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建于校场山。陵园坐北朝南，碑上正面刻有徐向前元帅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永垂不朽”，背面刻有西路军征战历程的碑文。纪念碑后正中为纪念堂，东侧为解放初期在剿匪中牺牲的十八烈士墓，堂西侧一大墓，为西路军烈士墓。这个墓只是个象征，只有很少一部分红军遗骨，有一千多英烈长眠在永昌大地，大多数散埋各处已无可稽考。人民政府尽最大努力将部分烈士遗骨迁葬于此山上，表达了当地群众对英雄的无比崇敬之情。时光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这里已成为传统教育基地，每逢清明节，建党节和建军节，机关、企业、学校和部队等组团前来献花、宣誓，缅怀先烈。

　　烈士陵园气势非凡，纪念碑直插云天。五月上旬,与友人来此，沿着石阶，逡巡于陵园中。这里均为尺余见方的砖铺地，树木和花草格外茂盛，崛起的树根将地砖拱起，小草从砖缝里突围而出，茁壮成长，展示了蓬勃的生命力。环视四周，陵园墙外一棵槐树引人瞩目，繁枝茂叶间，一朵朵槐花热烈绽放，像洁白的云，寄托着对先烈的哀思。这棵百年老树见证了那场血与火的战斗，它在腥风血雨中不屈地生长，与凉州新城大院的五星杨遥相呼应，共同呼唤着同一个名字。

　　登临校场山顶，我感受到山上每一块石子，每一寸土地，每一棵草木，都发出斗士的呐喊。每个来此缅怀的人，心中都回应着这样的声音：“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因历史的诸多原因，校场山未能成为黄羊界，未能成为宝塔山，也未能成为西柏坡，但浴血奋战过的将士未忘记它，人民未忘记它，历史也未忘记它。伫立校场山，似乎走进英烈们的心灵，那坚定的信念，不屈的意志，化作豪迈的力量，在每个后来者的胸中激荡。